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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“淘金客”的得与失:获得百万股权,也曾被枪指过头


2018-11-15    浏览次数(273)    

记者 梁婷 张雅丽

编辑 刘汨 宋建华

一封遗书和一份100万的意外赔偿,是于熊为自己的非洲之行做的最坏打算。“绝对能赚钱”是非洲对谢翱最强烈的诱惑,他要来这里赚够装修房子的钱。而王涛则把“到非洲去”视作自己人到中年的一次重新开始,它承载着他想要拥有自己事业的决心。

在这块被“淘金客”们称为“价值洼地”的广袤非洲大陆上,正散布着200万远离故土的中国人。他们在这块“贫瘠”的土地上,寻找着获取财富的机会。自踏上这片土地起,“淘金客”们便试图尽快了解这里,开掘这里,与这里建立起关系。

有人用“熬”形容在这里淘金的过程。熬过去的人把这里视为“第二故乡”,而那些正在熬着的,则不断用挣钱的信念鼓舞着自己在这里待下去。

在这里停留的越久,“淘金客”们便越会感到自己与国内在时空上的错位。两地完全不同的发展步调,使他们担忧着未来的自己究竟还能不能“回得去”。许多人在这里完成了从0到1的财富积累,但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却也仍是个问题。

非洲“淘金客”的得与失:获得百万股权,也曾被枪指过头

马立云和非洲同事在一起

“逃”往非洲

上飞机前,于熊在奶奶的箱子底下留了一封遗书。信里面交代着,如果自己出事了,公司赔偿的100万要怎么花。

2016年3月27日,北京仍在早春的寒冷中,裹着毛线外套、穿着秋裤的于熊登上了飞往尼日利亚的航班。相隔7个时区,飞行20小时,在埃塞俄比亚转机一次,这是于熊第一次出国。

而7个月前,来自湖北的谢翱也是从“乌泱泱全是中国人”的埃塞俄比亚转机到卢旺达。埃塞尔比亚是中国飞往非洲的几个主要中转地之一。谢翱从上海出发时,手里费劲拎着两个大书包和一个手提包——这是谢翱第一次坐飞机,他以为机场的手推车要收费,没敢用。

去非洲是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“意外”。正常的生活偏轨了,他们想为自己的生活寻求新的出路。

辗转在河南、湖南、福建、安徽和山东,1989年出生的谢翱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各地打工,工作大多与售卖床垫相关。

2014年,谢翱把结婚提上日程,他借钱准备好婚房,然而女方家长提出的20万彩礼钱却最终让这场婚事告吹,女孩和他分了手。

那之后,他脑子里每天转悠的就是挣钱,靠卖床垫以及兼职淘宝刷单,谢翱一个月能挣到15000元。但这对他来说还是不够,前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他钱的重要性。在他看来,打工只是积累经验,永远无法积累财富,而只有有了财富才能突破生活的限制。

“国内一年挣十万,卢旺达月入十万”,谢翱被在卢旺达做二手服装生意的朋友说动,他辞掉国内的工作,前往朋友口中“绝对能赚钱”的非洲。

而对于于熊来说,去非洲更像是一次“绝处求生”。2012年大学毕业在老家水利局工作3年后,于熊去了上海设计院的一家分公司。设计院的工作安逸清闲,于熊每天的生活按部就班,下班之后,就是陪妻子逛街买菜。

变故出自2015年初,于熊的父亲和爷爷相继得了癌症,治疗费用消耗着于熊工作三年的积蓄,缺钱是28岁的他最大的人生难题。也是在那时,单位有了一个外派非洲的机会,年薪超过三十五。

挣钱,摆脱在国内的困境,成了于熊和谢翱前往非洲大陆的唯一驱动力。

他们对那片土地并不了解,谢翱曾以为非洲全是沙漠,出门都要带枪,野生动物满屋子窜,他说自己“就这么摸黑去了”。他们都没想到过,自己将会获得怎样的机遇,又会经历怎样的凶险。

据《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8》,如于熊和谢翱者众多,非洲华商在行业上高度集中,他们大部分从事着资本和技术程度较低,利润率也较低的餐饮、贸易、轻工业等行业,目前已有近200万中国人在非洲大陆上生活。非洲“淘金客”的得与失:获得百万股权,也曾被枪指过头

纳米比亚的中国人一起欢度春节

“尴尬”关系

从飞机降落那一刻开始,不适就跟着来了。

于熊办理入境手续时遭遇了“敲诈”。他在白人后面排队,白人顺利通过,排到他时阻挠开始,装作听不懂英语并没有帮助于熊应付过去。20分钟后他放弃了,主动交了100元人民币。于熊第一次体会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,连生气的底气都没有是什么感觉。

这只是和当地人打交道的“第一课”,有人用3年都没能平复自己的愤怒。

工人的懒散到现在都能把谢翱气得抓狂。要求切割尺寸为50cm的木块,全部被当地工人切成5cm,他们却“嘿嘿”一笑带过。谢翱的抱怨无处安放,至今愤愤不平。机器永远不会在下雨前被搬到屋子里,工人们总是雨点落下后才动手,“我们自己的文化里有真正的勤劳。可是这里几乎没有。”

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冲击更大,国内村民打架无非是刀棍,而当地两个村为争夺水源地,拿着几十把枪对射,十几条人命瞬间没有了。于熊项目所在附近曾是曾经食人族部落所在地,他甚至见过菜市场案板上摆着人的胳膊公开买卖,后来他才知道,在当地人死了之后,是可以把身体卖掉的,这和喜不喜欢吃肉没关系,而是源于对传统巫医的信仰——人的躯体,在当地人看来,尤其女性的生殖器官和血是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和灵魂的。

于熊对自己当初的选择越来越严重,很多时候,他觉得自己要再“熬”一下。

张洪博和于熊同是80后,他2007年就来到非洲,在国企做工程项目管理,进行道路建设、供水排污、矿业开发这一类的基础设施建设。

在没水、没电、没信号的“三无地区”一住就是一年半载,1个多月联系不上家人,40度的高温几乎撑满全年,张洪博心情很焦躁。而当地人的一些陋习也让他受不了,“家里边有人去世”是请假的常用理由,迟到更是频繁,屡禁不止的偷盗让他难以接受,恨不得马上离开。

但观念的改变也在一点点发生,当地人不愿意为了钱加班这一点尤其触动了张洪博。节假日是当地人享受跟家里人相聚的时间,周末的双倍工资毫无吸引力,他们认为如果挣钱妨碍了和家人在一起,那便得不偿失。张洪博前不久向公司提出了申请,这个项目完了之后回国,打算在公司总部工作一段时间,多陪陪家里边人。

张洪博的同事马立云也对此深有同感,她在非洲见到了传说中的原始部族辛巴人,也叫红泥人,这个部落维持着500年前的生活方式,终年裸露上身,用红土混合黄油涂抹在皮肤和头发上,而且拒绝政府提供的现代生活。

严格的国家劳动法给她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,工人结束合同要根据对方工作时间长短提前一星期或一个月通知,开除工人更是不容易,要经过繁琐的听证程序,并且对方要有重大的错误才可以,由此造成的矛盾她需要不断地给中国工长做工作,让他们了解并适应当地的法律,不能延续国内的工作习惯。

“你们要死了,一定要在墓碑写上‘工作至死’。”当地朋友时常这样打趣中国人。相比中国人,他们要求有“pay weekend”,不愿意加班,拿到工资他们要有陪家人购物的时间。慢慢的马立云也理解了这种享受生活的态度,她的想法也在发生着变化:“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,生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工作。”

在非洲,也有中国人使用更加“融合”的方式进行管理。2008年,还在服役的王涛曾被派到西非利比亚执行维和任务,8个月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当地物资的匮乏,特别是在农产品方面,几乎三餐离不开土豆。回国退伍以后,他把南非作为了自己人生的下一站,在南非的小型农场试验成功后,他在纳米比亚稳定了下来。

当过兵的王涛在对当地工人的管理上很有自己的一套。“工作时候要勤奋,休息的时候再休息。”每周一的讲评会都是王涛的动员大会,表扬,现场发奖金,激励具象化呈现,工人们都很拼,开农场的两年间,他们的关系都还不错,“懒散的有,朴实的也有。”非洲“淘金客”的得与失:获得百万股权,也曾被枪指过头

中国企业建设的水井完工

带走的

熬过最初对生活的适应期后,更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工作。

清货,摆机器,生产,组装床垫,2015年7月15日抵达卢旺达后,谢翱便迅速投入工作。两个月后,他的第一家店面正式营业。但生产出的床垫却根本卖不动,堆墙角的材料开始生锈,手里的钱也越来越少。谢翱严格限定了自己的生活费,每个月不超过300元。

卢旺达当地市场上售卖的通常是价格便宜的海绵垫,而谢翱生产的弹簧垫,虽然品质更好,但价格也要更高,市场并不好。他有点待不下去了,在纠结中两次返回国内尝试别的生意,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他只能再咬牙出来试试,“毕竟在卢旺达好歹是个老板,自己管自己。”

回到卢旺达后,和一位华人朋友的饭局为他打开了局面,经这位朋友介绍,他终于卖出了17个床垫,这是他在卢旺达的“第一桶金”。

3年之后,谢翱拥有了自己床垫家具工厂和一家小酒吧,做床垫生意两个星期挣到的钱,是以前他打工2年才能挣到的。他甚至开了一家传媒公司,把国内火爆的网络直播也带到了非洲。

第一次坐在镜头前,谢翱有些紧张、拘束,一场直播结束,网费花了近200元,收益却仅有2块。4个月以后,一场直播的收入已经又400元。当然,直播的“主角”还是非洲当地人。 他在自己的床垫厂张贴招招聘“主播”的启事,一个月300块人民币的工资吸引来了8个人,经过面试挑选,“老王”、“三妈”、“马学友”成了谢翱手下的艺人。

主播们的中文还不错,能跟着节奏哼唱“纸短情长,道不尽涟漪,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呀”这样的中文歌,时不时的还能对打赏“礼物”的观众说上一句“感谢XX哥”。

有时候,谢翱也会走进非洲的寻常百姓人家,墙壁裂缝的小泥屋里面,地面坑坑洼洼,饭桌就是铺在泥巴地上的一块草席,一大碗米饭里只搁着一块六分之一碗口大小的牛肉,屏幕里弹出了粉丝们的感慨。

拍摄结束,谢翱给这一家人留下了50元人民币,这是这家人一个月的房租。 一个在国内和谢翱开过淘宝店的合作伙伴看到直播后,给谢翱发来了想到来卢旺达发展的消息。“他们排着队地想来!”说起这个,谢翱有点得意。

初到尼日利亚的时候,于熊的工作强度远胜国内的朝九晚五。每天6点爬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,晚上加班到11点是常态。写不完的邮件,看不完的报表,见不完的业主、承包商、供应商,还有开不完的会。

于熊挺过了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如陀螺一般的生活,“我当时目标很明确,我是来赚钱的,苦和累无所谓,被人刁难我也无所谓”。

于熊给自己的期限是5年。在2017年之前,他在尼日利亚做自来水厂的项目经理。后来他来到坦桑尼亚做陶瓷厂生意,从项目经理到原料采购经理再到总经理助理,生活舒坦了许多。不用加班,还有周末可以休息,晚上他喜欢到海边喝一杯酒,或者去咖啡馆看书。今年年初,他在公司入股120万,股权能兑换600万到800万,而代价是5年之后才能离职。于熊终于看到了财务自由的希望。

相比物质上的收获,对于待了一年半的尼日利亚,于熊另一重感受来自于对生死的感悟,“抛开生死之后,很多东西你就会看的比较淡,自己好像开始算是活明白了。”

关于生死的那件事发生在2017年初。那天夜里11点,于熊和发高烧的工作伙伴借用了政府的车,要连夜赶回700公里之外的尼日利亚拉各斯。路过一个村庄时,树桩和零散的钉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,在停下来的那一刻,冲出来5个人,其中一个人拿着猎枪,直指于熊的脑袋。

开着政府的车帮助他们逃过一劫,对方有所顾忌,拿了7000块钱走了。枪从脑袋上拿走之后,于熊全身都没劲了,瘫在座位上,感到后怕。刚到非洲的时候,于熊会用浮夸的言语和动作展示自己的存在感,而这以后,他好像突明白其他一些东西都是假的,活着才是真的。

王涛的蔬菜生意做的也不错,纳米比亚每年要从南非进口二十万吨果蔬类产品,这里本身是具备种植的土壤基础,但当地人没有基本的种植技术,育苗、栽培、管理几乎都不懂,土地大量闲置,当地政府很欢迎去发展农业。

500亩地,11个中国员工,70个当地工人,王涛用2年时间,把农场发展到了目前的规模。王涛确定了“以公司带农户”的模式,他负责搞定基础设施建设,把土地承包给中国人,每一户中国人带10到15个工人运营自己的承包地,产品由王涛负责销售。

华人华侨、中资企业、大型超市是主要的买家。销量最好的蔬菜青椒和洋葱几乎每天都要不间断的出货,一年有将近1000万的销售额。王涛计划明年扩展到2000亩,他对纳米比亚的农产品市场非常看好,供给一直跟不上需求,他从不担心过产品积压问题,产品生产量不够反倒经常困扰他。非洲“淘金客”的得与失:获得百万股权,也曾被枪指过头

非洲当地的持枪军警

留下的

在卢旺达的几年,谢翱见证了这里的“中国印迹”越来越重, 2016年中国人开的第一家KTV正式营业,很快四五家KTV跟着做起来了。后来又相继出现了几家中国人开的超市,超市里辣条的销量非常可观,17块人民币一包,很快销售一空。还有薯片这类零食也出现了,当然价格同样高了两三倍。

不只是收获利益,谢翱也想留给非洲大陆一些东西。他会把一些废旧的床垫和肥皂之类的生活用品送给当地人,换来的是鞠躬甚至哭泣的感激,这是他在国内奔波10年来没有感受过的“成就感”。谢翱还花16万买了一块工业用地,打算在这里建一所学校,他把这个解读为一种树立声望的需要。

最早到非洲的张洪博,10年间看着这里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企业涌入。2007年的时候中资企业还不多,2010年以后,央企,国企之外,省级和民营企业都开始聚集。2007年之前公司签的项目中,2000万美元的合同额就是大项目,现在五六千万的项目都非常多,有的项目能达到两亿多美元。我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一次采访时曾提到,截止到2017年底,中国对非各类投资存量超过了1000亿美元,几乎遍布非洲每一个国家。2017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是31亿美元,是2003年的将近40倍。几年前施工常见的工程材料在当地找不到,钢筋水泥都要进口,物资供应非常贫乏,这几年很多个人投资的钢材厂和水泥厂开建了,还有很多人承包土地开发农业。

张洪博有过最真实的体会,“朴实”的当地人愿意把家里最重要的财产送出去。2011年塞内加尔的项目是在距离首都500多公里的一个乡村修建水塔,通过水泵将地下水抽到水塔上面,再设管道延伸到周边相隔十几公里的村庄。当地没有供水设施,以往的饮用水,都是要挖很深的土井,吊水桶下去盛。

水塔竣工后,这里几十年来第一次有了自来水,张洪博看着附近村的几十个人都跑过来,大人小孩围着水塔载歌载舞。张洪博走之前,村民送来了几只鸡和鸡蛋,这已经是当地人最宝贵的东西,拿到手里,他觉得很重,这是他在任何时候想起来都很感动的,以挣钱为目的的行动,确实对当地人的生活有很大的改观。

为了不想让当地人产生一种中国人就是过来抢夺他们资源的心态,每完成一个项目,张洪博施工队的板房都会留给当地人作为校舍使用,或者利用现场的一些材料给他们建房子,修学校,偶尔还参加镇上的大规模垃圾清理活动。

这些事情张洪博做了很多,但他发现改变依然是很难的。初到非洲时“我从一个发展很好的国家到你那儿去’的优越感很快消失殆尽,他想去改变,但最后发现什么都改变不了了,“我们更多的是在基础设施和他们的生活条件上有一些推动,但对他们的文化很难有什么影响。”

运送蔬菜的车一趟一趟来回,王涛的蔬菜大棚还想搭到安哥拉去;于熊也又一次调岗了;谢翱早已赚够了装修房子的钱,他还想着着建学校、开旅店。他们仍在这片“价值洼地”上开掘着。“很多东西都像谜一样,我也说不清,只能先做着看。”谢翱说。他怕闲下来,他在等着那样一个爆发点,一个更大的上升空间。

(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)

&本文由树木计划支持,北青深一度独立出品,首发在今日头条平台

来源: 北青深一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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